方案本身的实际效果是第一个受到质疑的。参与规划综合章节的一位专家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综合稿原来的方案是相对折衷的，是原来各章拼盘起来的，是妥协的产物。”

 

　　“其实国家发改委也很难协调，这些内容都是由地方机构撰写的，他们都代表了地方的利益，发改委协调也很难，所以前后花费的时间就更长了。”上述专家表示。

　　在提及到城市定位时，苏州市政府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这个方案尽管没有特别实际的东西，但是毕竟涉及到我们的利益分配，所以我们还是要争取的。”

　　而本报记者获悉，为了在规划中占据有利地位，浙江嘉兴市也开始行动起来，并专门成立了由常务副市长为组长的长三角规划研究工作组，成员由政府各个部门组成，阵容庞大，并在目标中指出要“争取把我市的发展思路和重大项目融入到区域规划当中”。

　　在征询城市各自定位意见的时候，“在省级层面，有一个声音就是呼吁上海得考虑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出让部分利益，不能什么都给上海，虽然我们都支持上海的中心地位。”浙江省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

　　“后来上海很主动，我们就接着去看看江苏相关内容，还要去进行省内城市之间的利益协调。”他说。

　　可问题又接踵而来，在征求意见时，部分官员甚至对未来的规划执行有些怀疑，质疑这个规划到底能不能给长三角和自身带来切实的发展。

　　浙江省经济学会秘书长、浙江省委党校软科学研究所教授盛世豪就指出：“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有了规划怎么去落实？若出现了一边大谈一体化，一边搞恶性竞争的事，怎么协调？”

　　对此，在意见征询过程中，官员们普遍反映要设立长三角协调机构才能保证规划得到实施，而以前的初稿并没有提到要设立协调机构。

　　本报记者手头的“两会”前最后版本的《规划》，则明确表示要设立协调机构，“设立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苏浙沪两省一市领导组成的规划协调委员会，组织开展对规划实施情况的评估，统一协调长三角区域规划实施过程中涉及各方利益的重大问题，提出规划修订方案”。

　　不过，参加《规划》第八章《区域发展政策和机制章节》编写的一位上海核心成员对记者表示，“这个和我们的期望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当时期望建立长三角区域规划委员会，负责区域规划的制定、修编和实施；发挥组织、协调和仲裁作用。但应该来说现在这个版本所建立的协调委员在目前还是很有效的”。

　　产业布局和城镇功能是主要分歧

　　由于《规划》将推进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区域内共同意志，所以各个地区之前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以免事后处于被动的地位。

　　与地方政府绩效最密切相关的产业布局成为争夺的焦点。

　　记者手头的《规划》在“发展中问题”一节中指出，长三角缺乏对整个区域功能的明确定位和分工，上海与江苏、浙江的各城市之间发展定位雷同，职能分工不明确，存在产业低水平、低效益同构以及过度竞争现象。